當前，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在新階段的增長、轉型、改革交織融合，增長動力、增長前景直接依賴于轉型改革的突破。具體來看，長期形成的投資主導、政府主導、競爭性地方政府“三位一體”的經濟增長方式在今天內外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條件下，這種增長方式不僅難以持續，而且已經成為增大經濟矛盾和經濟風險的體制因素。就是說，能不能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實質性轉型，盡快步入公平可持續增長的軌道，是對下一步改革的重大考驗。正是由此，大家高度關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釋放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信息。

轉型改革首要任務是推動消費主導的投資轉型

　　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不僅在于這些年以歐美為重點的外部市場需求萎縮、國內投資效率明顯下降，更重要的在于，投資主導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做大GDP而投資，帶來投資消費的嚴重失衡，使產能過剩呈現出全面性、長期性、甚至絕對性的突出特點。這種情況下，投資主導的增長還能走下去嗎?還能再走10年、20年嗎?我的看法是，它已走到盡頭，迫切需要轉型。

　　近兩年，中改院提出推進以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主要基于以下的分析判斷：第一，投資消費失衡日益成為經濟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投資主導形成的嚴重產能過剩積累了巨大的經濟風險。第二，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正處于重要階段，釋放13億人的消費大市場是中國“最大的紅利”、最大的優勢。第三，經濟轉型的首要關鍵是投資出口拉動向消費拉動、創新驅動的轉變。第四，走向消費主導，不是投資不重要，而是重在推進投資轉型，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

　　轉型改革關鍵在于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

　　從經濟生活的實踐看，投資沖動實質是政府的投資沖動，投資主導的源頭在政府。政府過多、過大的行政干預和深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嚴重扭曲政府與市場關系，嚴重壓抑市場活力。這不僅是經濟增長不可持續的重要原因，也是導致尋租腐敗的體制根源。

　　市場經濟發展中不是政府作用不重要，政府作用十分關鍵。問題是要把政府的有效作用建立在市場基礎上，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全面激發市場活力。這就需要以要素市場化改革為重點推進新一輪的市場化改革。

　　要以向市場放權為重點，重新定位政府職能。以行政審批為例，目前中央層面仍有15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地方政府層面還有1.7萬項。從改革實踐看，如果政府職能沒有大的轉變，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是相當困難的。應當承認，市場經濟條件下，“非禁即準”是一個基本原則。前不久，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推出的“負面清單”管理，就是重新定位政府經濟職能、把自主權還給市場主體的一次改革嘗試。在我看來，加大市場放權力度，以“負面清單”管理為重點重新界定政府干預的邊界，是激發市場活力的關鍵所在，也是全面改革行政審批體制的關鍵所在。

　　轉型與改革重在改變增長主義傾向

　　當前，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突出反映在競爭性地方政府的經濟增長方式。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地方層面已經形成以做大GDP總量為導向、以地方財政收入增長和干部考核為約束激勵機制、以行政干預和行政推動為主要手段的經濟增長方式?？陀^說，改革開放以來為調動地方積極性，逐步形成的競爭性地方政府模式，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今天逐步演變為地方層面的增長主義傾向，并成為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等問題的主要“病結”所在。競爭性地方政府的經濟增長方式不改變，盡管在短期內仍然可以拉動GDP的較快增長，但會為中長期發展埋下更大的經濟隱患和經濟風險。這里提出地方層面增長主義傾向的問題，不是把“板子”打到地方政府身上，而是要客觀分析形成競爭性地方政府的體制因素，尋求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有效路子。其中，重點在于，盡快形成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體制;把推動農地物權化改革作為規范地方政府行為的重點;形成規范地方政府行為的制度約束。

　　未來5～10年，走向公平可持續增長的轉型改革，其深刻性、復雜性、艱巨性前所未有：利益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轉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時間和空間約束全面增強。面對挑戰，我們有理由堅定全面改革的信念。這是因為，過去35年的市場化改革使中國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處在歷史新起點的全面改革，將使一個13億人的大國由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其意義不亞于過去35年的改革。

編輯：李沙